从三部台湾电影 看台湾人对历史的态度变化 令人愤懑又心酸

台湾,一道海峡与大陆阻隔开来。因为特殊的政治羁绊,海峡两岸之人握着名为“乡愁”的船票无语凝噎,遥遥相望。

台湾自身的殖民历史,为这片青翠的土地打下深刻的历史烙印。


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历史的痕迹却被渐渐冲刷褪去,“根”的寻找成为台湾土地上人们隐秘而尴尬的困境。


01

《童年往事》海报

1985年,侯孝贤在《童年往事》中淡淡地讲述着自己叛逆的青春,复刻儿时记忆的同时,也呈现他至亲逐一离世这一童年最伤痛的部分。

联系大陆的邮票

成长于50年代台湾土地的侯孝贤,他于乡愁的哀怨,来自父亲与阿婆对他的耳濡目染。


阿婆永不死心地要带阿孝回大陆拜祖,父亲总是孑然坐在门边黯然神伤。大陆与台湾的羁绊,在柔缓压抑的叙事节奏中找寻着诗意的表达空间。


影片里,乡愁是父亲在藤椅上溘然长逝隐射出的羁旅游子客死他乡的无奈,也是外婆归家后那份永远找不到回大陆的路的绝望。

叛逆的侯孝贤

侯孝贤真诚地将自己青春时代对性的冲动、叛逆的行径从容淡然地呈现出来。打架、抽烟、进性场所,阿孝克制地宣泄内心压抑着的欲望。


而阿孝的极致反叛极大程度上来自于失去父权压迫而释放。


从童年起,父亲就身体孱弱,不与孩子亲近,阿孝除了向父亲索要信纸上的邮票就鲜少交谈。同时为了营造间离的氛围,侯孝贤又在长镜头中采用前中后的门、窗的框架结构,烘托出家庭的无言氛围。

门框与沉默的父亲

父亲在阿孝的成长经历中长时间处在失语的身份状态,给与阿孝遥远而陌生的父权定位。


阿孝和父亲的这份情感,可以理解为大陆与台湾关系的象征。


“父亲”孱弱的处境和封闭的交流,让台湾人民缺少对大陆的认同感。


电影快结束时,父亲生前的书信被拆开,观众才恍然明白父亲是因为怕传染肺病给孩子,所以刻意保持距离。


这或许象征着大陆与台湾同胞血浓于水的历史现实,大陆对台湾饱含着一份隐忍的爱。


02


1992年,王童的《无言的山丘》上映,风格沉郁厚重,一举夺得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最佳影片。豆瓣则给出了9.2的高分。

日殖时代,台湾的矿工乡民阿助、阿尾,这两个憨厚的佃农兄弟没能禁住传说的诱惑,逃往金瓜石去挖掘淘金的梦想。

在这里,对资本的渴望腐蚀玷污着人们的灵魂。


被当牲畜般干活的长工们来不及洗涤肮脏的汗水便到阿柔的陋屋里泄气,半山腰的九分街夜夜灯红酒绿,妓女们的温柔乡里怀抱着污浊不堪的矿工们,而表面儒雅的日本人则作为最根源的罪孽操纵着台湾下层人凄凉的命运。


底层人物的渺小与闽南方言特色和时代特色交融,沉淀在胶片里,铸成一部现实主义的平民史诗。

《无言的山丘》中红目和富美子两个人的存在,则凝聚了日殖时期台湾对日本暧昧的情愫与羁绊。


红目和富美子是边缘日本人,尤其是红目,他在语言、行动与意识上都渴求日本对其身份认同,但其低贱的底层人物身份则要求他不得不面对悲惨的命运现实。


红目卖淫秽物件被日本长官发现后一巴掌怒甩在地后,电影给了长官一个俯视的镜头。父亲般无可抗拒的威严渗透出屏幕,红目的苍凉与无力扑面而来。


日殖期间,日本是台湾不得以而认的父亲。


不过红目对“父亲”的畏怯,在富美子被日本人残忍玷污后灭亡,红目开始为富美子报仇!

影片的高潮,亢奋的音乐声里,红目用铁锤向日本长官挥去。

尖利的铁锤深入脑门,有洁癖的日本人瞬间被喷涌的鲜血淋得肮脏,鲜红与血腥着充斥画面。


这一幕颇有深意,可以视之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弑父”情节。红目四处标榜自己是半个日本人,锤子锤入脑门,则象征着他对“日本”这个父权形象的极致反叛。


纯美情感的被摧毁,只能用日本人眉心冰冷的铁锤消解。这是受尽欺迫的台湾人,在穷途末路对日本人悲壮反抗的象征。


这一时期,台湾人对待日本殖民的态度是英勇的反抗。

03


于年轻的影迷而言,对台湾电影的记忆或许是与2008年横空出世的《海角七号》接轨,这部电影被不少人标榜为台湾电影的重新振奋。

电影以平凡的故事为切入点。依傍大海的美丽小镇恒春,怀揣着音乐梦想却怀才不遇的阿嘉,在这里开始了代班邮差的职业。

在这里,他邂逅了一群同他一般平凡的人。

一个临时的音乐团,让他们聚在一起,阿嘉暴躁的情绪在温情中被渐渐融化。


在台湾留学、工作,一心想当模特却被认为形象过时只能做公关的日本女孩子友子是这个乐团的负责人。


乐团缓慢的进度、阿嘉不羁的性格与冷漠的态度,经常使得友子火冒三丈。

然而,两个青春的灵魂却也在激烈的矛盾中迸发出强烈的爱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洋溢着青春荷尔蒙的爱情中,导演还独具匠心地安插了一段六十年前的爱情。

被阿嘉烦躁拆开的邮件里是一份迟到的情书。

日本二战战败后,在台日籍教师选择遗弃相约私奔的女友撤退。在归日的航船上,他将爱意与恨意化为缠绵的文字,动情地存放在泛黄的信纸上。


信件一封封地被拆开,婉转的音乐伴着深情的日文,镜头里是阿嘉友子的浪漫与日殖时代爱情的画面重叠,恍若在阿嘉与友子身上那份难以成全的爱情得到了延伸。

有趣的是,电影的爱情往往不是表达情感那么简单,它往往凝聚着某种特殊的象征。阿嘉与友子的情感附上那份有历史羁绊的情书,其内涵自是不言而喻。


在《无言的山丘》里,台湾与日本那份暧昧的情愫暗涌着反叛的意味,而在《海角七号》里却成为了爱情的结晶。


从《无言的山丘》到《海角七号》仅仅十多年的时光,我们从台湾电影里窥见了台湾平民对历史认知的变化。

如阿嘉的歌词里唱的“国境之南”那般,因为时间线的拉长,于新生代的台湾人而言乡愁不再直观,与大陆的羁绊则愈浅,台湾于大陆的认知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然而无论如何,彻底摒弃中华文化的台湾文化是失根的,去中国化的台湾文化无疑是一片荒原。


3部台湾截取平凡之人的故事,离不开东方含蓄之美。它们冷静地、隐忍地、浪漫地记录着深处时代洪流中平凡生命个体的悲欢离合。


同样3部台湾电影,都没有离开传统观念中宁静致远的审美情趣。


其生活美学,可以用《童年往事》里村头那棵高大的老榕树概括:静默不语地望着土地上一代代人的生命交替,皈依大地而永远坚韧地活着。


而其历史韵味:纵使开枝散叶,却终究同根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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