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生活》 剧照

2023年11月，纪录片领域的盛会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举行，总监奥尔瓦·尼拉比亚Orwa Nyrabia在对媒体谈到今年的片单时说：“长期以来，在电影节上具有统治地位的反思殖民主义的电影，在慢慢地从舞台中央退场，随之而来的是爱的回归！”

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涌起一丝温暖。近几年来，新冠疫情侵袭，战争阴云笼罩，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这真是个令人沮丧、令人强烈地感受到个体渺小和无能为力的时代！那么，电影和电影节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呢？

我们先来说说“回归”。在故事的历史上，从《奥德赛》到《权力的游戏》，“回家”是最历久弥新的题材。这次拿到国际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的《life is beautiful（美丽生活）》，便是这个题材的新作品。

“巴勒斯坦没有电影学院，我通过拍电影来学习怎么拍电影”，导演Mohamed H Jabaly的这一句旁白为电影开篇；与之对应的画面，是年少的导演和朋友们的工作花絮。那时候，战争还没有到来，朋友和家人也都平安无事。2014年，以色列和加沙的武装冲突开始改变所有人的命运。导演Mohamed，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便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救护车》，展现这场战争对加沙人民的影响。当战争趋于和缓、加沙的边境短暂开放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很多年轻人离开，Mohamed带着《救护车》的拍摄素材离开加沙，来到挪威。

挪威白雪皑皑，但并非天堂。在这里，挪威政府不接受他的巴勒斯坦护照，他的工作签证申请也被拒绝——因为他没有电影学院的毕业证。

电影开场20分钟，便将一个国际政治的难题和灾难摆在了观众的面前，画面是这样的：一边Mohamed在白雪覆盖的异乡被驱逐，另一边加沙的家人在视频电话中展现被轰炸的城市。

《苏里南妈妈》 剧照

故国不能回，异乡又将他驱逐。年轻的Mohamed，说着并不流畅的英语，和律师、朋友、电影工业的同事们一道，开始和挪威移民局打官司。电影界的朋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贴出标语“Mohamed是我的同事”，一股爱的暖流，从银幕上直接冲向观众。有趣的是，电影并没有停留在一个悲伤的受害者故事上。Mohamed天性乐观，当移民局的驱逐令下达，多给了他10天的时间让他离境。他在沮丧、流泪之后，出口成歌：“10 more days，10 more days…”（多了10天）。在下一幕的朋友聚会上，他们又在吉他的伴奏下唱出这支即兴创作出来的歌儿。悲伤之后的短暂欢愉，总是更能打动人。

Mohamed去了伦敦，在这里，他的生活发生了转机，他的纪录片《救护车》获得了英国公共媒体的最佳报道奖。下一场戏，他终于获得了挪威移民局的学生签证，并且可以进入挪威电影学院学习——Mohamed和朋友们的抗争胜利了！为了朋友，他离开看起来更有希望获得成功的英国，回到挪威。

我想，“回归”之所以成为历史上被讲述最多次的主题之一，或许正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人们最朴素的愿望和最强烈的爱——来自朋友，来自家人。当Mohamed到达挪威机场，迎接他的朋友们为他举办了欢迎仪式，他泪流满面，大家开心地把一个小孩抛向空中——这个镜头为观众带来一片笑声。

在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中，作者设置了两场紧接着的高潮戏，让读者的情绪保持饱满。在Mohamed的电影里，最终高潮也出现在机场戏后的几分钟里。那是另一场回归。战争处在暂时的平静时期，边境再次开放，回归的风险仍然很高。果然，Mohamed刚刚到达边境，便被关进了监狱，好在家人来接的时候得以放行。历经风险的战争流亡者，终于回到家中，和家人拥抱在一起。Mohamed的旁白是：“7年了，我终于再次拥抱到了您——母亲”。

下面的故事来自获得最佳影片奖的《1489》——事关战争，但是没有回归。

2020年9月27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开始了长达44天的战争。在战争的第7天，导演Shoghakat Vardanyan年仅20岁的弟弟、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失踪了。在持续两年的寻找之后，家人们最终得到一堆用塑料布包裹的尸骨。

电影的最后，有一个长达几分钟的长镜头，拍下了工作人员冷静地打开塑料布展示弟弟的尸骨的场面。这是一具不完整的身体，勉强能认出一条腿的骨头。这具尸骨的编号是1489。这场战争，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人们，都和这具尸骨一样，最后被装在精致的棺材中，盖上国旗，送往墓地。

《1489》 剧照

电影将最多的笔墨留给饱受痛苦折磨的家人。有一个长镜头，父亲、母亲一人拿着一个孩子的骨头——类似一个手指头大小，他们不住地亲吻手里的骨头，紧紧握住，紧紧贴在胸前。片尾静默的字幕，留下令人心碎的信息：这场战争，历经44天，超过5000人死亡，超过200人失踪。

影片《苏里南妈妈》获得了最佳荷兰电影特别提及奖。电影本身讲了一个温情的故事：一个苏里南妈妈在1970年代来到荷兰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1975年11月25日，当她在电视上看到苏里南独立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她生于荷兰殖民时代，成长于一战和二战期间，在苏里南独立运动的动荡时局中告别故土，来到荷兰。导演Tessa Leuwsha用私人叙事，讲述集体记忆。整个故事，由一个历经了一个世纪沧桑巨变的老人讲述出来。亲历者的口述，和真实的历史文献，都构成了深厚的历史感。

影片素材取自关于苏里南的文献。苏里南没有电影学院，也没有文献馆。对苏里南历史的记录和书写，曾经的殖民者荷兰，储备量是世界最多。这完全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遗产。那么，当殖民地的艺术品开始被归还，这些文献的所有权，也成了一个包含道德和政治的问题。

荷兰，大概是最早一批提出归还文献的前殖民主义国家。而这部电影的制片人Pieter van Huystee（荷兰人）正是推动这一历史的人。十几年前，Pieter在苏里南创办电影培训工作坊，Tessa便是其中的学员。当时，在一场讲座中，Pieter谈及1970年代的苏里南革命，说“比起动辄千万人头落地的政权变革，仅仅14人在这场苏里南革命中死亡，这场革命堪称柔软得像天鹅绒”。事后几年，他对自己的用词“仅仅”倍感后悔。为了让世界记住这场人道灾难，他开始推动将文献归还苏里南的活动。而将文献变成艺术品，则是对文献最好的保护。于是，《苏里南妈妈》这部电影，便被Pieter提上了日程，而且还坚定地寻找一个苏里南本土导演来完成这个作品。

电影在1975年苏里南独立庆典的烟花中结束，那是温暖的、告别殖民历史的时刻。在这个故事里，没有物理意义上的回归，回归的是精神，一个老人开始在新的、和自己格格不入的环境中生活，而她万里以外的国家，正在重生。

在《苏里南妈妈》首映礼上，我看到在荷兰的苏里南人身穿民族服装，载歌载舞、欢聚一堂。他们在异乡欢快地庆祝自己的文化终于被重视，自己民族的历史终于可以被自己的族人所书写。

我想，电影和电影节的价值，大概就是带来一种集体的关注，一种集体的归属感，一种集体的爱。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Louis HotHot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