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因为电影行业的繁荣，越来越多元化的类型片有机会征战大银幕，纪录片也是其中一种类型。只不过遗憾的是，虽然每年都有多部纪录片电影上映，其中不乏品质不错口碑也很好的片子，但票房大多不理想。

有一些观众反映，自己看到了一些院线纪录片其实很不错，但在推荐给朋友时会很犹豫，因为潜意识里还是觉得这有点儿小众。看来让更多观众愿意为院线纪录片是件任重道远的事。不过在电影院不开门的日子，如果选择在家看电影进行“云旅行”，纪录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大河唱：黄河流域的曲艺传承

我们常常在谈传承，但传统文化、传统手艺的传承依然艰难。《大河唱》作为一部好看又好听的音乐纪录片，关注的是我国5种古老的民间曲艺形式和对应的5组仍在艰难传承的曲艺人。他们在黄河流淌过的地方，以泥土谱曲，用生命作词。看《大河唱》，在感受曲艺传承的同时还能看到壮丽的黄河风光。

一个致力于将古老民间小调融入摇滚里的音乐人，一个年过六旬总盼望着找个老伴的说书人，一个把爱情唱进“花儿”却总被身边人嫌弃的“花儿”歌手，一个因演员流失而愁眉不展的秦腔剧团团长，一个总在担心后继无人的皮影班班主，他们的故事被记录，他们的歌唱汇聚成大河的悠扬。

我在故宫修文物：择一事终一生的浪漫

怎样换一种方式去游历故宫？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提供了新的视角。

如果说3集的剧集版《我在故宫修文物》更像是科普小品，会让观众惊叹于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组成部分的文物的华美和精妙，以及文物修复者的手艺之高超，算是故宫文物修复工作的知识普及。那么电影版则更有诗意，它关注到了文物修复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和他们的人生态度。

文物修复实际上是一件相当枯燥的工作，它很考验工作者的定力。文物本就是器物而已，但因为有了人的参与，器物便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而当一件文物被修复展出时，人们只是被器物惊艳，怕是没几人会想到器物背后默默付出的工匠。大抵上是因为文物所代表的是历史，文物修复者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所以才有了海报上的“小工匠，大历史”。但能做到“择一事，终一生”，亦是不易，平凡而不凡。

一百年很长吗：渡过这一关，我们就能好好生活了

《一百年很长吗》电影版着重讲在佛山学蔡李佛拳和舞狮的黄忠坚和新疆哈萨克族做马鞍的老爷子阿合特。与《我在故宫修文物》不同，《一百年很长吗》不仅将关注点从皇城转移到民间，还淡化了器物和手艺本身，把人推到了最前面。手艺传承只是人物生活中的一个点，影片想要展现的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他们应对的方式。

在我看来。“一百年很长吗”这句话是用时间拷问生命，而《一百年很长吗》的电影则是把生命细化为生活中的片段，用生活回应时间的拷问。作为纪录片，导演一如既往地比较好的做到了真实性，尽量避免了过于刻意的导向。没让电影本身彻底走向苦大仇深的卖惨或是去塑造励志典范。

不过萧寒导演依然有他所坚持的浪漫主义情怀，黄忠坚和阿合特身上都能看到很强的对生活的信念感。阿克特的一句话就是注解：“渡过这一关，我们就能好好生活了。”虽然我们都明白，渡过这一关，还会有下一关。

四个春天：温暖流淌在生活中，润物细无声

导演用镜头记录下自己家——一个贵州普通家庭的生活日常。呈现出最美的风景和最温暖的生活样式。

没有太刻意的去营造故事逻辑，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地去经历生活的悲喜。尽管也会有不如意，但看完全片的终极感受依然是感叹：这是多么热爱生活的一家人啊！

他们生活的乐趣不一定在于去成就多么伟大的事业，他的的情感也不需要在强烈的冲突中显露。一起吃一顿年夜饭，边吃边唱着；一起出去走一走，边走边唱着；一起去祭奠逝者，边落泪边唱着。简单的生活片段，就已把他们的一切都充分说明。人生总有彻骨的寒冬，可最终一切最会在春天好起来的。

平静祥和，有人情味。《四个春天》通过纪录，在努力还原生活的真知。

喜马拉雅天梯：登顶喜马拉雅到底为了什么

如果要问世界上最高的风景，那一定是在喜马拉雅。在曾登陆院线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里一定能找到这样壮阔的美景。

对于很多登山者来说，登上喜马拉雅那一刻就是人生的巅峰，但对于珠峰脚下登山学校里走出的高山向导来说，那只是完成了一次工作。“现在爬喜马拉雅成了时尚，我有什么话可说呢？”在上绒寺僧人眼中，这是座神圣的高峰，本不该被侵扰。这部电影在记录美景之余，还在探讨旅游、时尚与自然、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天梯到底通往何处？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