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聊一部网飞推出的家庭纪录片。

它讲的是一对夫妻合伙卖书养家，却不知不觉成为了美国最大同志色情发行商的故事——《书本马戏团》。

光看这个片名和海报，估计很多人会以为它走的是高能猎奇的路线。

其实不然，本片的导演瑞秋·梅森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主角巴瑞与凯伦夫妇的女儿。

因此，虽然题材很有爆点，但全片都弥漫着一种温馨和柔情。

在导演的记录下，母亲凯伦是一名性格坚强的女性。

她对各种事物都充满好奇，年轻时曾在《华尔街日报》当过记者，专攻刑事司法案件。

她总是不畏艰难地追求更刺激的报道，但一个好故事的背后，却又往往是某个人的悲剧。

在见证了无数次人间疾苦后，凯伦对记者生活感到厌倦。她决定改行做一名自由撰稿人，并前往洛杉矶去探望父母。

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巴瑞，两人在恋爱7个月后结婚，她的人生也从此迈向了另一条道路。

相比凯伦，巴瑞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脸上永远挂着明媚的笑容。

他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专业，与大门乐队的吉姆·莫里森、雷·曼扎里克是同学，还一起合作拍过电影。

大学毕业后，巴瑞开始跟林伍德·G·邓恩共事，为《2001太空漫游》《星际迷航》等经典影片做视觉特效。

这段工作经历让他积累了对颜色和光的了解。后来，在父亲患上严重肾病时，他还利用特效技术发明了一台透析设备。

不过即便凭借专利赚了一笔，他还是得另想出路养家。

当时正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尤其是色情书刊和音像制品，属于重点打击对象。

为了打开销售渠道，色情出版业的大亨拉瑞·弗莱恩特在《洛杉矶时报》上刊载广告，为旗下杂志《好色客》寻找二级经销商。

这个拉瑞·弗莱恩特，也就是影片《性书大亨》里的主人公。

看过那部电影的人，应该都对他和美国审查制度斗智斗勇的情节记忆深刻。

总之，正是因为看到了他登的广告，凯伦和巴瑞灵机一动，决定改行销售色情杂志。

他们租来一辆小型旅行车，将《好色客》运往酒店、书店推销，没想到在一天之内，就成功拿下了2500份订单……

随着生意不断壮大，凯伦和巴瑞也逐渐扩展经销范围，开始销售包括《蓝男孩》《老板》《男性约会》等同志书刊。

在此期间，他们还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书店，也就是片名中提到的“书本马戏团”。

别看这家店一时经营不善、面临易主，但来头其实不小——它的前身“新面孔”酒吧，是上世纪60年代洛杉矶最古老的同志酒吧之一。

当时，由于法律歧视同性恋，警方经常对同志酒吧进行突袭临检，随意抓人。

在一次针对新面孔和黑猫酒吧的突袭行动发生后，爆发了一场反对警察暴行的示威活动，参与者多达数百人。

正是这类早期示威活动的频发，促成了后来LGBT平权运动史的标志性事件——石墙运动。

在凯伦和巴瑞接手后，“书之马戏团”仍然销售同志书刊、音像制品。书店不仅很快步入正轨、赚得盆满钵满，还成为了当地同志群体的聚集地。

有人来这里花钱购买商品，有人在这里结识同类，还有人寻觅伴侣……

总而言之，它就像是当地同志群体的安全之所，让他们能不受歧视与偏见的打扰，自由自在地进行社交。

但这种人声鼎沸的发展趋势，超出了凯伦和巴瑞的预料。

他俩作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原本都有自己的事业，只打算把书店当短暂副业，却没想到越做越大，还进军了成人影视行业，与当时的成人片明星杰夫·史崔克联手，推出影片《宝藏雄风》，一举引发销售狂潮。

在这次大获成功之后，很多公司都想跟凯伦和巴瑞合作。

但两人选择了退居幕后，雇佣一位职业经理接管发行，每周推出一到两部成人电影，逐渐发展成了美国最大的同志色情发行商。

这类生意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但同时也背负着法律风险，甚至一不留神就可能锒铛入狱。

尤其在当时的美国政府内部，保守派经常将种种失败政策引发的后果，甩锅给色情出版物。而80年代艾滋病开始肆虐，也让同志群体及相关文化产业，成为了舆论攻击的众矢之的。

凯伦和巴瑞不仅为此失去多位员工，还在警方的“钓鱼执法”中被控，面临多达五年的刑期。

为了让他们认罪伏法，检察官利用了一批虔诚的宗教人士，誓死要给巴瑞判重罪。

好在比尔·克林顿上台后，及时更换了首席检察官，并引入电影分级制度，为色情制品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生存空间。

最后巴瑞认罪并获得假释，只要在刑期内每月去一次联邦大楼报到，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

说到这里不难发现，这部《书本马戏团》其实是一部同志文化纪录片。

它通过一家色情书店的兴衰盛亡，串联起美国LGBT群体的平权运动历史，包括石墙运动、艾滋病的流行等重要节点。

这家书店就像是洛杉矶同志群体的一座传奇文化圣殿，经历了从新面孔酒吧到书之马戏团的华丽转身，也经历了同志色情产业从人声鼎沸的黄金时代到互联网兴起后的无奈没落。

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部充满温情的家庭纪录片，记录了导演父母精彩而传奇的一生。

或许很多人无法想象，“书之马戏团”的缔造者与守护者，不仅是一对异性恋夫妇，还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

他们原本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开启生意。为了避免招来非议和歧视，他们从来不向身边亲友和三个孩子，透露自己的经营内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边见证艾滋病的流行和爆发，为英年早逝的合作伙伴感到心痛；

一边又始终自觉地和同志群体保持距离，从不和孩子们谈论LGBT话题，工作和生活泾渭分明。

然而，这种割裂状态最终被一个意外给打破——他们的小儿子乔许，有一天鼓起勇气向家人出柜。

这件事使凯伦和巴瑞在宗教信仰与子女亲情中，经历了一番彻底的挣扎和转变，从此才真正放下偏见，作为亲友融入到了LGBT群体之间。

而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也是这一点。

正如凯伦在后来所说——

“你总觉得自己知道什么对孩子是最好的，但实际上你错了，父母只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是聪明的。你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路，你不能主宰这一点，你只能在前进的路上，带领他们迈出最初的那几步。”

我想，不论是不是LGBT群体、是为人父母还是子女，在看到这几句话时都会有所感触。

在影片的最后，凯伦和巴瑞关闭了难以为继的书本马戏团，并将许多刊物赠与南加州大学图书馆。

但作为洛杉矶同志亲友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一路见证了社会对LGBT群体的看法改观，也仍然在用善意影响着更多人，继续传递爱与理解的温暖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影片聚焦家庭的视角也有了另一层深意：因为社会的进步往往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正是靠着一个个家庭、个人的转变慢慢促成的。